“埃博拉疫情一旦傳到中國,我就會主張全方位防控”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武/北京報道
  2003年4月28日正值非典疫期,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走進中南海,成為給中央政治局講課的第一位醫學專家。
  他的專業是流行病學,這些年又樂此不疲地深入研究公共衛生問題,認真總結中國公共衛生飽嘗的酸甜苦辣。他認為,正是這些酸甜苦辣讓中國學者對公共衛生的體會更深,也使他本人講公共衛生問題更有說服力,“國外專家講不出我所親身經歷的風風雨雨。”
  非典期間,他受首都非典聯合指揮部的派遣率隊到北大人民醫院實地調查、現場辦公,作出了對醫院整體封閉隔離的建議,立即被決策者採納、落實。這十餘年來,非典中積累的經驗,在歷次流感、禽流感疫情防控中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要與決策者對話
  《瞭望東方周刊》:埃博拉在西非四國暴發,作為流行病專家,你關註的是哪些細節?
  曾光:埃博拉太囂張了,事實上它不應該這麼嚴重。西非四國的公共衛生基礎太差,疫情防控不到位,最關鍵的是找到並落實適合當地的流行病學防控對策。
  防控首先要做好現場流行病學工作,一定要弄清每個病例傳播的來龍去脈,這工作最艱苦。中國援非工作組有相關專家,我的學生就在裡面,但他們沒有應邀開展現場流行病學調查的任務。這工作受語言、習俗等多因素制約,更適合當地人做,而又受專業水平的限制。即使中國專家提出科學決策建議,也不一定能被採納。
  最為關鍵的是,靠治療為主去應對埃博拉病流行,肯定不靠譜,還得靠科學防控。傳染病“治得不如傳得快”,下功夫“治”是揚湯止沸,控制“傳”才是釜底抽薪。
  自非洲發現埃博拉出血熱至今已經38年,但全球範圍內仍然沒有被批准使用的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療藥物。近期,一些藥物也只是處於試驗階段。
  在非典期間我們也曾對疫苗和抗病毒藥抱過希望,但遠水不解近渴,我們很快採取了隔離為主的防控策略。遺憾的是,我沒有看到西非四國提出的有效策略,面對疫情擴散束手無策。偶爾也有一些亮點,但是不足以遏制疫情局勢。
  《瞭望東方周刊》:公共衛生的建議是否被決策者採納,似乎不單取決於公共衛生專家的一廂情願,請問你的體會是什麼?
  曾光:建議和決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流行病學專家更多是從技術層面,研究疾病怎樣傳播和怎樣消滅。流行病學的產出首先是決策建議,人命關天,決不能把發表幾篇文章當主要目的。建議要能被政府接受並組織落實,這也考驗著決策者的悟性和公共衛生知識。
  公共衛生專家不僅要精通醫學,還需要對國情、老百姓、決策者、政府實施能力有深刻理解。沒有這些綜合能力,怎麼能跟決策者對話?
  專家跟決策者對話成功的前提是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獲得與決策者對話的機會,獲得信任,否則有再多的想法也沒用。機會往往稍縱即逝,而信任來自於長期甚至畢生的專業積累。有了這兩個前提,還需要你有獨到的見解、誠懇的態度、通俗表述的能力,這樣才有可能調動決策者的積極性。這的確很難。
  當時,我作為首都非典聯合防控指揮部的顧問,決策者們集體開會我每次都能出席,經常提出建議。偶爾有一次我沒發言,散會之前領導總是會問“曾教授,你有什麼意見”。
  誰有能力看透 “皇帝的新衣”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非典之後中國在公共衛生方面有哪些進步?
  曾光:傳染病是主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處理任何公共衛生問題都需要遵循公有、公益、公平、公開、公信的“五公原則”,否則必然吃大虧。一個國家的公共衛生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
  當時,應對北大人民醫院非典疫情的關鍵是依法對全院隔離,非常有效。事後,有人認為,提出醫院隔離好像戳穿“皇帝的新衣”一樣容易,關鍵是看誰有能力看透 “皇帝的新衣”,並且有勇氣戳穿它。
  2003年4月21日,我受命率隊到人民醫院調查,聽完院方的彙報後,我提出要去門診、病房考察,實際上是基於職業道德和職業習慣去現場找靈感。三個小時的現場調查後,我覺得無論如何醫院必須停止“控制醫院感染的戰鬥”,將患者全部轉移到郊區。後來很快建立了小湯山醫院。中國的做法也許對西非國家應對埃博拉有參考意義。
  進入病房之後,我實際開展的不是流行病學調查而是社會學調查,我要搞清楚的問題是“照目前對策,控制醫院感染有沒有希望”。
  當時一批批醫務人員倒下了,留置病人沒有一間正規病房,洗衣房、鍋爐房都住著病人,空間太小,病毒濃度很高。在那種情況下,空喊“攻剋感染”的口號,簡直是開玩笑。
  中國政府經過非典一役,能力明顯進步。過去十餘年又經歷過多次疫情,每一次大家對傳染病“瞞報”都如過街老鼠一樣喊打。不同的疫情還會再來,以前做得好,不一定這次做得好。疫情信息能否公開,實際上跟政府官員的自信心有關。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經說政府在公共衛生中承擔最主要的責任,能否詳細解釋?
  曾光:目前實施的“三級預防”包括病因預防、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臨床預防。僅僅這個三級預防,還遠遠沒有做好。
  我倡導的是“零級預防”,與“三級預防”不一樣。三級預防既有政府的責任,也有老百姓的責任,比如老百姓可以戴口罩、鍛煉身體、積極治療疾病,可以在疾病發展的不同階段主動參與預防。“零級預防”主要得依靠公共政策,它只有政府責任,老百姓沒辦法參與,但它的預防效率是最高的。
  比如戒煙,僅依靠老百姓的配合努力,吸煙率可能會降低,但是達到一個水平之後就處於動態平衡,再也難以降低。如果政府通過經濟發展政策、稅收政策、商標規範等施加辦法,吸煙率肯定會大幅度下降。
  我們這些專家所做的事情,其實是在替政府思考如何彌補國家公共衛生的一些漏洞。
  傳染病的傳播之謎
  《瞭望東方周刊》:這些年新的傳染病似乎越來越密集,例如SARS和埃博拉,為什麼會這樣?
  曾光:這些與生態環境改變、經濟發展、人的行為、政府的對策都有很大關係。
  由於我國傳染病發病率已經降得較低,可供研究的病例樣本變少了,很多傳染病的癥狀感染科大夫可能都沒見過。非典時期,就存在一些醫務人員缺乏專業知識的表現。
  根據目前WHO發佈的信息,埃博拉的致死率比非典高得多。埃博拉是接觸性傳播,科學研究已經證明動物能夠通過呼吸道傳播該病,人類也得小心。根據公共衛生的基本原則,只要“存疑”就應該採取全方位防控,預防級別就高不就低。
  這個基本原則是必須遵守的,埃博拉疫情一旦傳到中國,我會主張全方位防控。特別在埃博拉病毒不斷出現新變異的情況下,我更相信最新的流行病學調查證據,更相信中國現場流行病學的調查結論。
  即便像流感病毒和SARS病毒,人類都遭遇了,對最基本的問題還是不知道答案。可能會永遠都不知道——其實不知道才是正常的,要是知道的話,除非是人造的。“人造”是指,或者病毒是人造的,或者消息是人造的。
  《瞭望東方周刊》:聯繫你自己,談點公共衛生人的酸甜苦辣好嗎?
  曾光:中國各學科醫學專家應該為公共衛生做更多努力。公共衛生人苦在,中國目前還遵循舊的模式,重醫輕防,這不是現代公共衛生模式。如果不重視公共衛生,不突出預防,醫改就永遠不可能成功。依我觀察,現在遠遠沒有很好地突出預防。
  做公共衛生幾十年,我總感覺在孤軍奮戰,有時候甚至是孤人奮戰,不被理解。
  比如,昨天下午還有“恐艾”的人打電話攻擊我,別說語言了,就是人身威脅都有。事實上,中國沒有誰像我這樣主動替他們做過很多事情,而且還是完全義務的。
  我們主動組織他們做調查,出差旅費接他們到北京,管吃管住,免費檢測,甚至把標本送到美國去檢測。我們做了該做的事情。
  其實我非常同情他們,因為他們身體或精神方面可能正在遭受疾病的折磨,而我的苦口婆心還不足以說服所有的人。
  這反而使我對公共衛生的體會更深了。但是,我確實覺得自己能力有限。社會應該鼓勵真正的有識之士主動走出來為公眾服務,不然偽科學倒很有市場。
  十年防疫記
  “像一盆冷水一樣,哐當下來。大家就都醒了,也嚴肅、嚴謹了。”吳曦這樣總結非典對於醫務工作者的影響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武/北京報道
  遙遠地方的每個人,其實都與我們有關。對吳曦來說更是如此。
  埃博拉,這在非洲肆虐的疫情,不時也會讓她感同身受,偶爾記憶閃回。
  作為一名“抗非典戰士”以及非典患者,曾經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急診科護士,11年前的4月,吳曦還身在一家非典隔離醫院。
  北大人民醫院曾是非典重災區,急診科是重中之重。
  那時,吳曦目光所及極其單調,心情在明暗之間反覆切換,對聲音則無比敏感。院子里的布穀鳥經常從凌晨叫到天明,她會感到一絲欣喜,“新的一天終於來了!”
  如今,2014年夏末,吳曦陪著兩歲的寶寶,用她的話說:“每天都有驚喜!”幸福溢於言表。
  而彼時,北大人民醫院正準備向非洲派出援外醫療隊。此前,已有來自北京多家醫院的醫護人員趕赴西非。
  世界衛生組織多名官員反覆表示,中國從抗擊非典到應對禽流感疫情過程中形成的對疫情快速全面反應的經驗,可適用於全世界。
  我靠的是“精神防護”
  2003年4月17日,吳曦記得,那天急診科護士王晶走到分診處對她說:“給我一隻體溫表,好像有點兒燒。”
  數值顯示這個姑娘確實在發燒。隨後她住進了隔離病房,還穿著白大褂。
  很快,患者越來越多、越來越急。防護服、設備供應開始缺乏。
  “當時,央視柴靜採訪我,問採取了哪些防護措施。我只是說了一個詞:‘精神防護’。”北大人民醫院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
  朱繼紅後來做流行病學調查時發現,附近北方交通大學校醫院的防護設備都比自己的醫院要好。“他們是鐵路系統的,有資源,直接調了一火車皮防護設備過來。”
  “壓力很大。之前危機意識不強,等危機真來的時候,大家都亂了,束手無策。當時衛生部門印發的指導手冊是以前資料攢的,派不上太大用場。”吳曦回憶說。
  現在回想起來,朱繼紅也覺得,最初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很多人知識儲備都不夠,希望用勇氣去戰勝疫病。
  北大人民醫院被隔離的第一天,曾有人提議組織一些集體活動以體現樂觀主義精神,被時任副院長的王杉制止。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時如此分析:當時“由於我國傳染病發病率已經降得較低了,可供研究的病例樣本變少了,很多傳染病的癥狀大夫都沒見過”。
  起初,北京人民醫院還能對每一例病人都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把受感染的來龍去脈搞清楚。隨著患者越來越多,一切開始陷入混亂。
  同事不斷病倒,也有人請假不來上班。
  2003年4月21日,吳曦被確診感染。兩天后,整個北大人民醫院被隔離,吳曦等被轉移到一家醫院治療。
  作為第一梯隊成員,朱繼紅進入隔離區工作。領導說進去一個月就出來,然後隔離三周就可以回歸社會。
  朱繼紅吃住都在醫院,睡在解剖室,滿屋子福爾馬林的氣味。
  在從隔離區撤離之前的那天晚上,一名同事辭職。那天白天,朱繼紅還找他談話、鼓勁,並且許諾:“就撐一晚上,天亮之後我帶你們出去。”
  最終,醫務人員心理失守。在今天的描述中,這是他們認為最可怕、最不願迴首的事情。
  “像一盆冷水一樣,哐當下來。大家就都醒了,也嚴肅、嚴謹了。”吳曦這樣總結非典對於醫務工作者的影響。
  醫院能拒絕病人嗎
  隔離前那個晚上,吳曦想回急診科看看,“拿幾套病號服、輸液針帶著給大家也好”。
  站在科室門口,凄涼場景讓她永難忘記,“窗戶哐當響,屋裡亂七八糟,風涼颼颼讓人瘮得慌。”
  在隔離醫院住院期間,她寫了一本日記。“想起來就寫,想起什麼就寫什麼……”
  她把窗外布穀鳥的叫聲錄下來作為手機鈴聲,直到前兩年換新手機,才換了鈴聲。
  2003年5月28日,吳曦出院。她把在隔離醫院使用的所有東西都扔掉了——除了日記。但是,那以後她從未打開過這個本子。
  回家的那天,吳曦擔心被另眼相看,提前一站從送她的救護車上下車步行。
  路過一處報攤,她看見當天《北京青年報》用一個整版的照片和文字介紹了王晶殉職的故事。
  “當時就崩潰了,僅僅一個月,居然已經是隔著兩個世界,只不過我幸運地活了下來。”吳曦說。
  她開始鍛煉身體,準備回醫院上班。但是生活還翻不了篇。她被檢查出雙側股骨頭損傷,肺功能也受到不可修複的損傷。
  她曾忐忑著想返崗,起初也被同事好意婉拒。後來,“命運終於撕開一道口子,有陽光進來了。”吳曦回到了醫院,在多個部門工作過,還做過院長秘書。2010年她參與籌建了北大人民醫院客戶服務處。現在該處123個人,由吳曦主要負責。
  吳曦等人起初被稱為“抗非典戰士”、“抗非典英雄”,“後來醫院就稱他們‘對人民醫院有突出貢獻工作者’,他們也想回歸普通生活。”如今已擔任北大人民醫院院長的王杉說。
  11年過去,“我們作為中心城區的三甲醫院,一旦發現傳染病一轉就走。只要疑似,馬上就轉。這也算亡羊補牢吧,至少可以避免在同一個地方栽兩個跟頭。”朱繼紅說。
  事實上,“人民醫院至今仍保留著一個傳統,從來不拒絕病人。”朱繼紅說,“非典疫情告急後,也曾勸說病人不要入院,但如果患者執意要進,我們也沒有拒絕。”
  朱繼紅認為,這是北大人民醫院在2003年4月院內感染大暴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最初就是由於患者隱瞞接觸史,從而導致院內感染情勢惡化。
  另一個情節是,一家中央媒體的內參批評了北大人民醫院有“拒收行為”,後者因此受到高層批評。事後證明,這次“拒收”其實就是規勸患者去其他醫院,以避免在形勢已經非常嚴峻的北大人民醫院受到感染。
  種種因素之下,北大人民醫院自己成為非典最嚴重的受害者之一。
  在經歷非典、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疫情考驗之後,北大人民醫院建設了敏感的應急處置能力和傳染病防控制度。現在患者已經很難隱瞞自己的情況。
  而對於整個醫療衛生體系來說,醫院要處置好自己無法處理的傳染病人,已成共識。當然,這並不代表著將病人推出醫院大門。
  2013年5月21日,在家屬隱瞞禽類接觸史的情況下,北大人民醫院收治了一名6歲男童。
  該患兒就診期間,醫院依照規範採集標本送疾控中心集中檢測,經北京市區兩級機構很快確診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兒迅速被送至北京地壇醫院觀察治療。與患者密切接觸的50人也在短期內被核實,並且全部實施醫學觀察措施。
  非典精神是什麼
  而在2003年4月,想把患者“轉出去”,送到更合適的醫院,難上加難。後來因院內感染情勢惡化,王杉多次向高層寫信,主張整體隔離北大人民醫院。
  他認為:“傳染病科學防控重要的兩個基本原則是切斷傳播途徑、控制傳染源。如果首先想著是治療傳染病,那是違背規律,順序顛倒。”
  4月20日晚,中央免去張文康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4月21日,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聯合指揮部到醫院調查。
  “準備進核心區的時候,陪同人員中很多人臉都白了。”曾光對本刊回憶說,“最後就我、王杉,還有另外一人進去了。”
  連續三個小時調查了九個非典污染區之後,曾光得出結論:人民醫院已經被嚴重污染,醫院反映的情況屬實。
  “我當時的判斷是——這就像地震到來,這個時候帶著人們跑出去才是對的,喊‘挺住’、‘戰勝地震’的口號,沒有用。”曾光說。
  在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聯合指揮部召開的現場辦公會上,王杉說著說著就急了:“以黨性和腦袋擔保自己所說屬實,誰要是再讓普通民眾進人民醫院就是犯罪。”
  “那年我43歲,從沒說過這樣的話。從1980年做實習醫生起我就在人民醫院,實在是被現實逼得不管不顧了。”王杉言語間透著傷感,“看著身邊同事一個個倒下,那種場景實在太痛心了。傳染病防治基本原則得不到執行,而我卻無能為力。”
  終於,北大人民醫院被感染的醫護人員得以離開“戰場”。
  非典之後,原衛生部一次關於“非典精神”的新聞發佈會期間,有媒體問王杉“什麼是非典精神”,王杉脫口而出:“就兩個詞——科學、奉獻。”某種程度上,“科學”防控更為重要。
  曾光表示:“西非的公共衛生功課做得太不足了,要不然不會惡化到這樣。”
  在非典之後,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源重建公共衛生系統,疾病監測體系也已較為強大,基本都有現成預案,各政府部門反應迅速。
  在王杉看來,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只是整體防控鏈上的一個環節。傳染病防控是全方位集團式的行動,政府應該發揮不可替代的戰略作用。
  如今每當有疫情警報,王杉都會接到政府部門緊急詢查的通知,無論晝夜他們都會趕到現場。“有時候甚至有點‘過敏’,但這種警惕是必需的,傳染病防控應該是常態。”
  2013年,在一場關於“非典十年”的小型座談會上,曾光談了自己的體會:公共衛生問題歸根結底不是公共衛生機構的問題,而是政府行為的問題。
  非典之後,全國衛生系統投入巨資加強防控系統建設。北大人民醫院“醫院感染主動監測實時預警管理系統”2012年投入試用,現在已經獲得國際HIMMS系統七級最高認證。
  高燕在辦公室里向《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演示了這個系統:在電腦屏幕上就能對全院每個病人實現全過程實時、主動醫療追蹤,各種情況一目瞭然。只要有預警報告,高燕就能及時知道,然後提醒具體科室,甚至組織現場甄別。
  這個流程在以前需要7~10天,現在採用這套系統,將院內感染管控從以前的事後管理改為實時預警。目前系統還在進行各種拓展。
  感染科的現實
  此次埃博拉疫情發生後,北大人民醫院在幾十分鐘內就組建起一支援非醫療隊,所有物資配備專業、齊全。
  醫院內部各科室也做好了部署、演練,提高快速響應及疫情應急處置能力。
  雖然“中國經驗”被作為典範,但是其提升空間仍然巨大,特別是路徑依賴、缺乏創新方面。
  2004年,原衛生部出台文件要求醫療機構組建感染科。至今大多數醫院的感染科建設投入不足,主要負責發熱門診和腸道門診,地位尷尬。
  北大人民醫院感染科也是在那之後組建的。高燕除了是北大人民醫院感染管理辦公室主任之外,也是感染科創始人之一、現任科主任。
  面對本刊記者,高燕脫口而出:“大多數醫院的感染科都是又破又窮,你要我說什麼呢?”
  在“第六屆抗感染高峰論壇”上,一位知名專家也表示:“很多醫院感染科至今還處在沒病房、沒病人、沒規範、少投入、被忽略的境地,說白了感染科不是能賺錢的部門。”
  感染科的遭際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曾光告訴本刊記者:“李克強總理曾稱中國疾控中心是‘中國的寶貝’,財政部門官員也認同,但是他們跟我們談項目、談資金的時候要拿政策來摳,就會發現缺乏落實細則。”
  作為一線醫務人員,朱繼紅的感觸微觀、直接。他常以自身經歷跟念醫科的女兒聊些心裡話:“醫務工作者要有擔當,要有悲天憫人的情懷。有擔當和沒擔當的結果會絕然不同,具體到醫療行為上可能就是生和死的差別。”
  朱繼紅認為,從醫環境在惡化,醫務人員的職業素質、人文素質在下降,但他堅信這是階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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